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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色报刊中的历史细节

各个历史时期,红色革命报刊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《新青年》《湘江评论》《布尔塞维克》……革命党人克服重重困难创办革命报刊、传播真理之火的光辉历程,深刻展示了革命前辈不畏艰辛、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。而红色革命报刊中的历史细节,不但映照出了其创办人或负责人的风采,也真实见证了革命之路的成功与挫折。

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并肩作战

1915年,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《青年杂志》(月刊),1916年更名为《新青年》。《新青年》创办时,陈独秀主张思想革命,反对封建主义,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。后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,陈独秀、李大钊深入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,研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,《新青年》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,并一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。

在经历了陈独秀被捕、几度中途休刊和编辑部迁移后,1922年7月1日,《新青年》出至第9卷第6号休刊,共出版9卷54期。《新青年》第一篇纲领性的文章,即发表在第1卷第1号的发刊词《敬告青年》。文中向青年提出了六项希望:“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”、“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”、“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”、“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”、“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”、“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”。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主要著作绝大部分也都是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的。

与《新青年》同一时期“并肩作战”的还有陈独秀、李大钊创办的周刊《每周评论》。1918年12月22日,《每周评论》在北京创刊,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,李大钊、高一涵、高承元、张申府、周作人等人为撰述。在发刊词中,陈独秀指出,《每周评论》的宗旨,也就是“主张公理、反对强权”八个大字。《每周评论》以及时反映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,与《新青年》侧重理论的特点互为补充,在当时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,它们共同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思想准备。

毛泽东代笔大半《湘江评论》

五四运动爆发后,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,涌现出了一大批进步报刊,据统计约有四百多种。李大钊曾兴奋地描述:“(它们)好像花草的种子,被风吹散在遍地。”(《新青年》第6卷第6号《欢迎陈独秀出狱》)这些“种子”就包括了毛泽东主编的周刊《湘江评论》。

1919年7月14日,《湘江评论》创刊,在《创刊宣言》中,毛泽东写道:“时机到了!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激了!洞庭湖的闸门动了,且开了!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!……如何承受它?如何传播它?如何研究它?如何施行它?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,即是《湘江》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。”由此可见,“宣传新思潮”是《湘江评论》的指导思想,是毛泽东借以“唤起民众之觉悟”的方法。在《创刊宣言》中,毛泽东鲜明地写道:“世界什么问题最大?吃饭问题最大。什么力量最强?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。什么不要怕?天不要怕、鬼不要怕、死人不要怕、官僚不要怕、军阀不要怕、资本家不要怕。”

 

除《创刊宣言》,毛泽东还主笔了《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》《好个民族自决》《民众大联合》等几十篇文章,明快的文风和精深的议论,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,并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评价。除社论外,《湘江评论》辟有多个专栏,对国内外大事皆有述评,还有栏目经常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,与读者互动十分密切。北京的《每周评论》专门对此予以介绍:《湘江评论》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,以及“武人统治之下,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,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。”

毛泽东在主编《湘江评论》期间付出了巨大的心血。据毛泽东的同窗、著名的教育家周世钊回忆,当时《湘江评论》每一期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,“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,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,只好自己动笔赶写。他日间事情既多,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去彼来,写稿常在夜晚。他不避暑气的熏蒸,不顾蚊子的叮扰,挥汗疾书,夜半还不得休息……文章写好了,他又要自己编辑,自己排版,自己校对,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。”

《湘江评论》创刊时的2000份很快销售一空,又重印2000份,依然不能满足需要,从第二期起每期便印5000份。充满了“反叛”精神的《湘江评论》很快引起了湖南军阀的恐慌,只短暂存在了5期便被查封(第5期刚被印出尚未出版时被查封),但它对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,许多革命青年,如萧劲光、任弼时、郭亮等人,都是在读了《湘江评论》后,才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不断“变脸”的《布尔塞维克》

1927年10月24日,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创办《布尔塞维克》,这是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创办的理论性机关刊物,最初由瞿秋白担任总编,前16期为周刊,铅印16开本,第17期开始改为半月刊,后又改为月刊、双月刊出版。

在白色恐怖的危险笼罩下,《布尔塞维克》从第30期后开始以各种假名称作为伪装出版,“曾用名”可谓五花八门。

1929年1月,《布尔塞维克》以《少女怀春》为名称出版了第31期,随后用《中央半月刊》出版了32至34期,第35期改为32开本,用《新时代国语教授书》(印有“小学校高级用”“商务印书馆”字样)刊行。

其他《布尔塞维克》用过的名称还有《中国文化史》(署名“顾康伯编”)《中国古史考》《历史研究丛书》(署名“钱玄同编”)《金银贵贱之研究》(署名“中国经济协会出版”)《BOLSHEVIK》《平民》《虹》《经济月刊》(署名“上海经济月刊社出版”)等。借用这些机构和名人的名字,《布尔塞维克》得以“瞒天过海”,直到1932年7月1日停刊,共出版52期,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,坚定地传达出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声音。(孙雯)